1949年春季，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，毛泽东与王稼祥开始讨论新中国的首都问题。虽然战争尚未结束，但国家的建设工作已然浮出水面。赢得战争后，中央政府的落脚点不仅关乎地理位置，还涉及安全、经济及政治象征的诸多层面。毛泽东向王稼祥询问：“全国解放在即，首都选在哪里才合适？”王稼祥没有立刻给出答案，而是比较了南京、西安和北平几个城市的优缺点。于是，就形成了广为流传的一句话：“南京偏东南，西安略偏西，北平则较为合适。”

这段对话的具体内容多出现在后来的回忆录中，不能简单看作逐字记录。然而，讨论的主要考虑因素却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央关于首都选址的思考，主要包括军事安全、交通条件、历史渊源以及新政府能否顺利运作的可能性。南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历史背景，曾长期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，基础设施相对齐全，金融、交通、教育与工业条件也较为成熟。从现成条件来看，南京确实大大减少了重建的需要。

不过，设立首都不仅仅是考虑道路和建筑物。南京位于长江下游，距离海岸较近，国民党在东南沿海依旧存在军事力量，海空威胁不可小觑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南京曾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，因此政治关系复杂，社会秩序和人员筛选需要耗费时间。新成立的政府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战略纵深的首都。

西安同样被纳入考虑之中。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古都，西安位于关中，向东可连通中原，向西则通往西北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然而，随着近代经济与交通格局的改变，西安离东部沿海太远，铁路与工业基础以及对外联系的条件远逊色于北方某些城市。王稼祥所提到的“西安有点偏西”，并非否定其历史地位，而是从新国家整体布局出发的现实考量。

相比之下，北平的条件则展现出更为平衡的优势。它作为多朝古都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且位于华北平原北端，对东北、华北及内陆的连接都很便利。北平不仅有大学、科研和文化机构，也拥有完善的城市基础，战略纵深良好，距离海岸的距离也不如西安那般遥远。

首都选址还须考虑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城市是否能够完整地保存。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东北局势发生剧变，中央对全国形势的判断愈加清晰。北平作为军事要地，若采取强攻方式，古城和百姓将面临严重的损失。因此，1949年1月，人民解放军采取“围而不打”的策略，希望傅作义能接受和平解决。1月31日，北平实现和平解放，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城接管，城市主要建筑、文物及生活设施得以保存。这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，不仅是一次军事活动，更为首都建设保留了完整的城市基础。
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中共中央对首都问题的认识愈加明确。这个没有遭到大规模战火破坏的古都，能够迅速承接中央机构、民主人士及各类政治活动。毛泽东明确表示希望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并将其定为新中国的首都。1949年3月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，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，同时提出筹备新中国的多项任务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首都选址问题也逐渐清晰化，不再仅仅是“哪个城市更安全”，而是关乎新国家如何进行城市治理、工业复兴与全国整合的发展战略。

同年3月，中共中央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。行驶过程中，虽然道路条件不佳，途中的群众不断迎接。在经过保定等地时，警卫人员曾希望加快速度，毛泽东却提醒要谨慎，以免惊扰和伤害群众。这一细节显示，中央迁入北平不仅仅是机关搬迁，更是在向四方传达明确的信息：新的政治中心已然确立。

首都在确立后，是否改名也成为讨论议题。北平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永乐年间，此前则称为北京；民国时期改回北平以区别于南京的名称。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，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决定，并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。改名并非简单的恢复，意味着政治中心的转换，也标志着这座城市摆脱了旧政权与南京之间的对立，成为新中国统一政权的象征。南京保留原名，则体现了对历史城市名称的相应区分，未因政治地位的改变而随意改动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隆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至此，首都的选址问题由一个讨论中的话题，转变为新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重心。南京、西安和北平各具特色，最终的选择不仅考虑了历史延续，更兼具了军事安全、国家发展与城市承载能力的多方位考量。